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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時報【主筆室】智利政府10月底宣布，停辦11月的亞太經合會（APEC）和12月的國際氣候峰會，前者影響到川普和習近平的正式會面與貿易休兵，後者則已經由聯合國確認，西班牙政府願意接手辦理氣候變遷公約的第25次締約方會議（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, COP 25）。餘波盪漾之際，讓人好奇的是，為什麼會罕見的發生主辦國臨時停辦的特殊狀況。事實上，由智利所主辦12月2日到13日的氣候峰會，已經因為2018年10月底當選、素有「巴西川普」之稱的右派總統波索納羅於2019年1月表示，不要辦理這個與地球暖化和氣候變遷有關的會議之後，由智利政府臨時接棒。相較於其他南美各國的經濟現況，智利總統皮涅拉（Sebastian Pinera）10月底宣布，停辦11月的APEC峰會和下個月的國際氣候峰會，令國際社會錯愕。經歷1973年到1990年皮諾丘將軍的「軍政府」專制統治之後，從1990年以來，除了2010年到2014年已經做過四年總統的現任總統之外，長期由中間偏左政黨執政的智利，經濟發展程度屬於中南美洲的「前段班」。如今因為首都地鐵票價的漲價，從街頭衝突到引爆大規模的反政府抗爭，是因為社會的「不平等」（inequality），確實讓人不解。據經濟部國貿局的智利國家檔案，2017年國民平均所得1.5萬美元，失業率6.4％，經濟成長率1.5％，2015∼2017年的平均成長率1.8％。OECD在2019年5月出版的經濟展望，當時預估2018∼2020年則分別成長4％、3.4％、3.3％。但是在2018年的經濟展望中，當時OECD建議，智利政府應該減少對於自然資源（例如大量輸往中國大陸的銅）之依賴。2018年當選、現任中間偏右的總統，政策作為不同於過去長期執政的左派政府，引爆這次反政府抗議風潮的導火線，則是因為「上漲的不是勞工的薪資，而是首都地鐵在尖峰時刻的票價」。細究其根源，因為街頭抗爭進而宵禁、甚至進入緊急狀態之政治情勢，在政府出動軍警進行鎮壓之後，智利總統皮涅拉於10月22日公開道歉、28日大幅改組內閣，也沒有辦法挽回局勢。面對基層群眾因為長期不均衡發展所導致的社會「不平等」（inequality）現象，其所提出的補救方案是調高最低工資和退休金的社會福利措施。當貧富不均的問題，成為各國政府必須面對的普遍現象；然而，值得深思的是，為什麼長期由中間偏左政黨執政的智利，也有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？針對當年蘇聯和中共的計畫經濟體制，197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（Milton Friedman）在1980年曾經說過: 「一個認為平等（結果平等）比自由更重要的社會，到頭來就會平等和自由兩頭空」。就此而言，自由經濟與計畫經濟的孰優孰劣，經濟學家或許早有定論。由於「平等的待遇」與「應該得到的待遇」之間，要如何隨著經濟發展進行「宏觀調控」，對所有政府來說，幾乎都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。而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，社會福利措施與支出的「易放，難收」。而如果不按照「個人的功績（貢獻）」、而是依照「個人的需求」分配國家的所有資源，藉以增進人民經社條件之平等，普羅大眾所渴望追求的「公平」社會，在現實的政治世界裡面，似乎已經成為各國政府普遍無解的難題。以智利政府10月中旬面對年輕世代抗議地鐵票漲價的初期，並沒有體認到衝突一發不可收拾的情勢，有其更深層貧富不均的社會因素。由於社會主義的政治理論特別重視條件的平等，也因此，當貧富差距愈形擴大成為「普世現象」，當前各國民眾對於社會主義「平等」價值的渴望，同樣也出現在美國和歐洲各國，就不會令人感到意外。在南美洲可謂「經濟模範生」的智利，並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改善貧富不均現象，換言之，問題並不是經濟體制的本身、也未必是國家經濟是否開始衰退，「問題是在政治」，「問題是在分配」。就算在歐美國家沒有揮之不去的貪污腐敗，也都有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，也都成為選舉的重要訴求。值得觀察的是，當各國都因為貧富差距愈形擴大，民眾對於社會主義「平等」價值的渴望就會增強，甚或進而形成希望偏左派政府能夠施展雷霆手段，救助貧苦的無產階級和青年人。無論是歐美國家或發展中國家，這樣的氛圍尤其在選舉過程中更加凸顯，值得朝野有識之士密切關注。